小元今年十六歲,是一名南亞裔學生,就讀第三組別學校,成績中上,跟爸爸媽媽、兩位哥哥及一位弟弟同住。爸爸在地盤工作,因新冠疫情而失業。媽媽是家庭主婦,在家忙於照顧丈夫及四位子女。兩位哥哥剛中學畢業,都是當一般技工及臨時工;弟弟細小元兩年,成績中下。最近小元和本地男生拍拖,媽媽知道後替她隱瞞,沒有告訴爸爸,亦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其後,小元的學業成績開始每況愈下,不過父母都期望她中學畢業後,留在家中協助媽媽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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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元最近有點抑鬱,被學校社工發現她𠝹手。小元覺得這不算甚麼,不肯透露因由。媽媽也不明所以,感覺父母從沒有給予她任何學業壓力,平常亦沒有留意到她有甚麼壓力,覺得這是一般青少年的反叛行為,只是小事一樁。小元在香港出生,會說一口流利廣東話,打扮亦較西化。雖然全家都是伊斯蘭教教徒,但小元也不用以傳統的衣著示人。當大家都摸不着頭腦的時候,難道大家都不能明白她在香港生活的文化差距及宗教壓力嗎?若家庭或自己的信仰在文化、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對小元有期望,當她要作出重大決定或取捨時,就會形成無形的壓力,要改變各人的價值觀亦相當困難。社工當然明白小元在男女關係發展及性行為的文化約束,家人也不會接受女兒異族通婚,並且現已有所規範,令小元將來不能外出工作。只是在媽媽眼中,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沒有壓力的里程碑。相信我們除了評估小元的抑鬱徵狀及自殘風險外,亦要瞭解她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及期望。

陳國齡醫生 │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榮譽臨床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