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茵今年十四歲，在第二組別學校就讀中二，成績一般，因為抑鬱及曠課問題，最近由學校社工轉介過來急診。小茵母親早逝，爸爸另娶後，她自兩、三歲起已和姊姊交由姑媽照顧。爸爸現在與繼母已育有四位十歲以下的子女，繼母忙於照顧，令他們跟小茵的關係日漸疏離，只能幾個月才見一次面，小茵亦提不起興趣跟父母溝通。姑媽的照顧比較保守，較多用責罵及嘲弄的教養方法，令小茵從小到大都覺得很孤單，跟姊姊相依為命，兩姊妹經常打機至夜深。這一年姊姊跟男友拍拖後，亦搬離了姑媽的家，自此以後，小茵情緒開始滑落，有揮之不去的空虛及孤獨的感覺，半夜飲泣，食慾不振，對打機亦提不起興趣。雖然校內有幾位知心的朋友，但其中一、兩位都有情緒問題，遇到較困難的課程或沒有朋友陪伴時，小茵便拒絕上課。她向朋友訴說情緒時，朋友竟然建議：「不如大家攬住一齊死。」令她不知如何是好，更加不敢上學。別人誤會她因為沉溺打機及無心向學而曠課，她卻表示：「如果我情緒回復正常，我相信、亦希望自己可以返學。」最近有一次，小茵在校門外拿着電話向同學傾訴自己因情緒低落而缺乏動力回校上課，覺得自己很沒用，苦苦掙扎，不敢踏入校門。期間她站在路邊嚎哭，萌生自殺的念頭，想衝出馬路了結生命，最後被停泊在附近的貨車司機將她拉回來並通知老師，老師最後決定通知父母，並把她帶到急症室見醫生。她覺得好像在自殺懸崖的邊緣徘徊，心情複雜，不知所措。很多時我們對拒絕上學的學生，都會感到不知如何是好。最近很多學童自殺的個案，大家都很憂慮和心痛，小茵的個案較為複雜及難於解決，反映出我們需要給予她不同程度的支援和治療。
小茵被送到急症室後，得到當值的精神科醫生評估，確診為嚴重抑鬱症，並有高危的自殺傾向。醫生建議父母讓她在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作入院治療，但是她的父母拒絕，覺得小茵又不是「黐線」，並非那麼嚴重，最後他們堅持簽紙離院，只肯帶小茵到門診就醫，並提出會通知姑媽在家裏嚴謹觀察小茵可能的自殺行為。其後，當我們在門診跟進小茵的個案，建議她服用抗情緒抑鬱的血清素藥物，並轉介心理學家跟進作認知行為治療；在下一次覆診期間，我們卻得知姑媽將小茵的藥物全都丟了，因為她認為小茵只是不長進、自怨自艾、常常打機，並不是甚麼抑鬱症，覺得藥物會有很多副作用，更不贊成小茵由精神科跟進，覺得會影響她的前途。在第二次覆診時，姑媽亦拒絕陪同，小茵只由一位同學陪伴，她覺得到處尋找支援、定時看醫生等，令她在家裏很大壓力，反而被姑媽責罵，父母就愛理不理，對治療不置可否，亦不想負上管教及照顧的責任，家庭的疏離感令她不知如何是好。我們鼓勵小茵由校方監督下按時服藥，並提議她聯絡姊姊，希望姊姊至少可以瞭解她的情況，照顧並陪她覆診。很多時學童懂得就自己的情緒問題尋求支援及治療，到頭來卻被家人責怪，拒絕精神科的轉介，服用有實證的情緒藥物，及在緊急關頭拒絕學童入院治療，這些精神科的負面標籤所引起的困難，對於前線人員來說是最大的障礙，亦拖垮了不少個案的治療機會。父母的不聞不問、家人的拒絕接受、同學間的負面理解，令到有情緒問題的學童不敢踏出第一步。我們作為醫療人員及政府就必須要加把勁，在公眾教育及學校精神健康教育方面繼續努力。
陳國齡醫生 │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榮譽臨床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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