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太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家庭主婦，因為精神壓力導致抑鬱及焦慮情緒前來就診，整個問症過程她都集中講自己兒子的精神病。黃太的兒子今年十九歲，已患有思覺失調一年多，服藥及心理治療後已康復了七八成，卻還有一些被害妄想的殘餘症狀，及藥物引致的神經肌肉副作用。黃太整天守候，為兒子張羅飲食、服藥、睡眠，並極度關注他回大學上課的一切狀況，整年都沒有自己的生活，不敢離開他半步，害怕症狀或副作用發作時，她不能守候在旁幫助他。除了忽略自己，黃太亦忽略對丈夫的照顧，怪責他沒有把兒子的病情放在心上，得過且過，不能與她分憂，夫妻關係每況愈下。她很感受到兒子的不幸及他的需要，卻整天埋怨為甚麼上天要令到自己的兒子患有重性精神病，擔心他不能大學畢業，就此沒有前途，將來要她全天候照顧。眼看在社交媒體上放閃的幸福家庭，她就感到十分妒忌及憤怒，其他家人及
朋友對於她的投訴及苦澀，雖然心裏同情，卻敬而遠之。她情緒抑鬱，時常埋怨，每晚都難以入睡；兒子有甚麼事情她都會扎醒，極度擔心，更不容許他去陌生的地方，以免被害感發作。為了要幫兒子找最好的醫生，她常常複診一段時間便轉醫生，老是覺得為甚麼兒子還不能完全康復過來，但她好像看不到其實兒子仍能繼續攻讀大學，亦有一些能支援及安慰他的朋友，在康復的路上已向前邁進。她給自己的壓力不單令她患上抑鬱症，更間接把其他人拒諸門外。照顧者的壓力，除了來自面對患者的徵狀、治療及康復過程外，很多時亦由於對自己或周圍的人要求太高，覺得要做到十全十美，卻忽略自己的精神健康。
黃太經常感到焦慮，腦內盤旋着對兒子的掛慮，例如他吃藥了沒有、上學有沒有問題、會否覺得被人監控、吃藥後身體有沒有副作用等。其後更延伸到種種最壞情況，例如不能完成大學，沒有工作及沒有前途，使她心情變得低落，覺得自己幫不到兒子，十分沒用。如果兒子沒有將來，生命亦沒有意義。黃太有時甚至有傷害自己及自殺的衝動，唯一是害怕兒子沒人照顧，境況很是淒涼，更曾閃過跟兒子一起自殺的念頭，以免成為家庭及社會的負累。我們覺得黃太有中度至嚴重的抑鬱徵狀，把所有能量都集中在兒子身上，亦影響到她的睡眠及胃口，偶爾更有傷害自己及他人的想法。除了給她吃調理血清素的情緒藥外，她亦要接受認知行為式的心理治療。首先，她需要檢視自己的思想陷阱，包括非黑即白、災難性思維、揹上所有責任、極度內疚及怪責自己等。其次，我們提醒黃太要重新組織自己日常的生活規律，給自己一些放鬆的時間，包括與其他朋友或家人社交的時間。第三，她亦要向兒子精神病的照顧團隊瞭解他的實際治療和前景，以減低她的憂慮，並作出實質的支援。其後，黃太的病情慢慢進步起來，不但減低了憂慮及抑鬱情緒，日常生活節奏亦有所改善，懂得給自己療癒的空間和時間。黃太兒子的精神病情況亦有進步，經藥物調校後，減少了被害感及神經肌肉的副作用。由於兒子大部分生活已回復正常，開始不喜歡媽媽的監管，覺得她十分囉唆，很多時都對她不瞅不睬。黃太感覺自己不被需和有點被出賣，就此，我們輔導黃太如何跟反叛期的青少年相處及調適她的管教，讓她明白這亦代表了兒子的進步，及回到正常化的生活軌道去。
陳國齡醫生 │ 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顧問醫生（兼職），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二零一九至二零二二年），及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榮譽臨床副教授，於專欄中分享她的專業知識，透過不同個案加深大家對兒童精神健康的瞭解。育有兩名子女，亦為家長教師會前任主席，具有家校合作的親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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